1972年，美日签订了《美日纺织品贸易协定》，而此时的安倍晋三还在继续着他的高中学业。课余时热衷地理研究的安倍永远不会想到，自己早早患上的肠炎会让他在日后不得不放弃首相职位，而且是两次。他当时更不会想到的是，1972年的贸易协定仅仅是他日后需要面对如死水般日本经济的一个诱因……
当地时间28日(周五)17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为了避免因旧疾恶化影响国政决定辞职，并向全体日本国民表达歉意。此前日本公布的2020年第二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二季度日本的GDP环比下降7.8%，按年率计算下降27.8%，刷新了降幅纪录。
安倍曾称，他在初中时就已患上肠炎。28日的卸任声明与致歉，似乎是安倍对这次病情的最终回应。安倍背后依然留下的是低迷的经济，这远不只是新冠疫情所致，更是源于日本二战后丧失经济主动权的顽疾。
“顺差怪物”： 美国亲自喂养而生
1945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美国作为战胜国发表《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单独占领日本，自此，开始了针对日本全社会的所谓“去军事化与民主化”改造。而日本也因此变为了“部分主权”国家。但美国政府为与苏联抗衡，原本应当对二战战犯进行的审判与追责清算就此停滞，反而通过拉拢、培植曾经发动了侵略战争的日本旧财阀和战犯家族从而控制日本，以期使日本成为对抗苏联的桥头堡。
1949年，时任占领军财政顾问、美国底特律银行总裁约瑟夫·道奇在驻日期间提出了针对战后改造日本的经济路线，史称“道奇计划”。计划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控制日本国内需求，降低过剩购买力，扩大出口；二是美国对日本投资，扩大生产；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即采取单一汇率制将日元与美元汇率固定在360:1，取消补贴，恢复市场机制。“道奇计划”本是美国占领时期出于美方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制定的，但客观上奠定了日后日本拥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成为出口导向型国家的基础。但单一汇率的制定，以及实质上丧失的经济主权为日本自1990年后长达30年的经济疲软埋下隐患。
二战后不久，美国悍然发动朝鲜战争，部分日本军工企业的产能为美国订单服务。据统计，朝鲜战争为日本带来了24亿美元的“特需”收入。在日美相互防卫援助协定(MSA)生效之后，1954至1967年间，日本总共得到5760亿日元的军事援助，该数字相当于同一期间日本军事用品采购总额的27%。军事援助除了直接带来经济收益，也间接地为日本带来了先进的工业技术与生产能力。以光学产业为例，日本光学与东京光学公司在获得大量来自美国的望远镜订单后，还获得了独立生产、研制军用光学瞄准镜、航拍照相机等技术，这也为后来的日本军用技术转向民用打下了技术基础。单一汇率更是让日本得以通过单纯提高生产效率，凭借更低的成本生产商品，进而推动出口。
上述原因使日本战后初期的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2%。此外，在二十世纪50至70年代，为了让企业劳动力更加稳定并培养熟练工提高生产效率，日本企业普遍采取终身雇佣制和年工序列工资制，即资历越老的员工薪水越高。这些制度客观上也加速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也是在这个时期，年幼的安倍晋三听从家里长辈的安排，来到了日本官僚与财阀子女们的贵族学校，成蹊学院(当时为一所包括小学、初中高中与大学的一贯制学院，现为成蹊大学)，在这里度过了16年的时间。由于是出身政治世家，加之是贵族学校，安倍小时候的教育质量比大多数日本同龄人要高，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和大学，安倍学习过篮球、剑道还有射箭。也是在这一时期，年轻的安倍目睹了日本经济的腾飞。由于出身政治世家，安倍小学毕业时在未来的梦想清单上写下了成为政治家的理想。
在当时的日本，安倍享有的教育资源并不能普惠日本全国，但日本政府对教育与文化经费的投入逐步加码。1956年日本教育文化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达到12.4%，并且相当一段时间维持着超过10%的比例。
日本高中与大学、短期大学入学率从1954年的50.9%和10.1%，在1974年升至90.8%与34.7%。而这进一步为之后日本的全方面的工业化与产业升级提供了人才保障。
“道奇计划”对扩大日本出口方面的影响更为突出，令日本发展出了一套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常年处于贸易顺差中。
1971—1985期间，除了1973—1975年和1979—1980年日本对外贸易出现逆差，其他大多数时间日本对外贸易均处于顺差。尤其是1981—1985年期间，日本对外贸易顺差急剧扩大，从1981年的20048亿日元扩大至1985年的108707亿日元，达到5倍以上。
日本强大的制造业也开始蚕食美国市场，这也引发了美国对日本持续进行跨度长达40年的贸易打压。也是在这段时间，安倍或直接或间接地开始听到来自太平洋对岸的声音。当安倍1977年从成蹊大学政治学专业获得本科文凭时，正赶上美对日限制彩电出口。同年，安倍赴美，就读于南加大公共政策学院，但仅三个学期，安倍便肄业回到了日本，来到神户的一家钢铁公司工作，而此时的日本钢铁工业已经被美日签订的两份贸易保护协议束缚了手脚。
眼中钉：15次“301调查”背后
美国的打压范围很广，凭借政治干预的手段从1957年开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先后在六个不同的行业对日本实施了出口限制，包括纺织、钢铁、家用电器、汽车制造、半导体、电信，这背后是全球化带来的美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降低。
20世纪70年代，战争对美国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刺激彻底消失，原子能、电子信息技术引发的第一轮科技革命红利消失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国际竞争让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减小。再加上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美国社会开始经历长达13年的经济滞胀。
1970年美国GDP的增长率为0.2%，1974年和1975年美国GDP增长率已下降到了-0.5%和-0.2%，较20世纪60年代大幅降低。与此同时，美国通货膨胀日趋严重，1961年美国CPI的增长率仅为1%，而到1974年美国CPI增长率已达到11%，到1980年美国CPI的增长率已高达13.5%。1971年，美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出现逆差，1978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扩大到297.63亿美元。
也是在此期间，美元爆发了多次危机。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停止外国政府与央行使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引发了自1944年建立的“美元挂钩黄金，各国货币挂钩美元”的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西欧诸国开始疯狂抛售美元。至此，各国开始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作为享受了固定汇率制极大便利的日本也在1973年2月采取了浮动汇率制。然而，截至1978年，日元兑美元却升至194.3:1，相较于1973年时7年累计升值高达85.28%。
不过，单纯的汇率变化仍然没有阻挡日本贸易顺差继续扩大。凭借着制造业优势与升级的产业结构，1983年以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仍然维持高速增长。1979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13158亿日元，1983年扩大为43232亿日元，1985年已扩大到了93693亿日元。但另一方面，在持续维持贸易顺差的同时，日本贸易出口也严重依赖于美国。1979年，日本对美国出口额占了日本总体出口额26%。到1985年，该比例已提升到37%，日本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不断加深。
此时，日本自然成为了美国的眼中钉。从1976年开始的十余年间，美国根据1974年出台的《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对日本发起15次“301调查”，范围包括汽车、钢铁、半导体、制药等。安倍晋三真正进入日本政坛是在1982年，而在1982年至1986年期间主导日本外交与贸易的是安倍的父亲安倍晋太郎与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面对当时美国咄咄逼人的贸易限制，安倍晋太郎的妥协似乎也预示着安倍晋三的未来。
直至1985年，美国最终推出了广场协定，但最终让日本长期维持的对美高额贸易顺差走向终点的，却是日本决策者的失误。
广场协定：狂欢的终点与落寞的序幕
1985年7月，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法国、英国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实现美元贬值，进而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
日本之所以参加广场协定，是因为希望借此摆脱美国对日本进一步的贸易限制。但日本方面显然低估了这一协定带来的影响，时任日本财政大臣竹下登曾“豪迈”放话称：“日元即使是升到190兑1也无所谓啊！”而当时的日元兑美元汇率还维持在240:1，即日本政府对未来日元升值的空间仍持极其的乐观态度。在广场协定生效的三个月内，美元迅速贬值，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985年的250:1迅速攀升至200:1。1987年，在广场协定生效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达到120:1。
由于担心日元升值导致通货紧缩，日本央行犯下了一个更为致命的错误——货币政策过度宽松，这引发了后续在全日本疯狂的投资与消费热潮，同时也拉开了日本走向“泡沫时代”序幕。自1986至1987年仅仅一年间，日本政府连续5次降息后，央行再贴现利率降至2.5%，这直接导致企业融资额大涨。据统计，1985年—1989年间，日本企业融资金额上升了5.5倍。
此外，日本大量出口企业为弥补日元升值造成的出口下降亏空，从银行借取低息贷款，在吹大泡沫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杠杆率，这也造就了80年代末盛极一时的采购热潮：三菱公司出资8.5亿美元买下了被美国人视为“美利坚标志”和“繁荣象征”的纽约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份；索尼公司动用34亿美元收购了好莱坞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三星电影公司和汉堡四季酒店；松下集团砸下61亿美元买断美国环球影业公司的所有股权；Shuwa株式会社巨资拿下了洛杉矶花旗广场和梵高的名画《向日葵》。之后，美国广播公司大厦、莫比尔石油公司总部和花旗银行总部都纷纷易主，成为了日本人名下的财产。
美国联邦统计局的历史资料显示，1980年至1988年期间，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0倍以上，拥有2850亿美元的美国直接资产和证券资产，控制了超过3290亿美元的美国银行业资产(占当时美国银行业总资产的14%)。这种现象在作为美国经济最繁荣地区之一的加利福尼亚州尤为严重，该州27%的银行业资产和30%的未偿还贷款都归日本人所有。
与此同时，日本股市的增长也是同样疯狂。1983年，日经平均指数为8800点， 1986年涨至16400点，1987年1月突破20000点，并在1989年年底到达历史最高的38957点。1987年3月的时候，日本股票市场的总市值已经达到了26880亿美元，超越美国位居全球第一。当时全球股票的总市值是74670亿美元，日本占了36%。
大量资金在流动到房地产市场与股市后，创造了巨大的表面繁荣，日本人的财富也在这一时期疯狂增值，然而高回报的股票和房产与二战后日本形成的出口型经济体系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前两者的火热吞噬了发展实业所需要的流动货币。
面对日本当时房地产与股票市场的巨大泡沫，所有人都意识到，泡沫的破裂只是时间和方式的问题。随着1989年—1990年的紧缩政策实施，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日本经济开始迅速下滑。早先的负债、老龄化和少子化导致的人口红利减少、银行坏账、僵尸企业也纷纷浮现出来。从1991年开始，日本的GDP迅速下滑，到1993年，日本GDP增长率跌至0.17%。在这期间，安倍先后经历日本经济滑坡、父亲去世，以及凭借县议员的身份继承了父亲、外祖父的人脉与政治资源登上日本政坛。
从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以来，一直到2011年，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日本GDP增速甚至降为负数。而这段时间也被后世称为“日本失去的20年”。步入千禧年后，日本经济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安倍晋三则靠着外祖父与父亲的衣钵，在2001年成为了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的内阁官房长官，从此，安倍晋三被小泉纯一郎视为接班人培养。
为了应对经济发展的停滞，日本政府持续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拉动经济。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出台超过20次紧急经济对策，累计额度超过200万亿日元的财政投资，然而其收效仅仅是拉高日本政府的债务。
日本民众在经历巨大的泡沫破裂之后，消费信心持续低迷，高储蓄传统也让消费市场难以振兴。产业方面，众多日本企业也受制于终身聘用制和等级制，难以提升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而难以负担高昂人力成本的企业甚至采取大量聘用“临时工”的方式，以降低支出。此外，老龄化与此前的终身聘用制令政府与企业增加了更多的保障性支出，进一步加重了日本的经济负担。日本经济迟迟得不到提振，国民长期无法从90年代的泡沫破裂中走出，这也导致在1989年至2012年间日本不断更换首相。除2001年就任的小泉纯一郎凭借略有成效的经济政策得以持续6年担任日本首相，在1989年至2001年的13年间，日本一共更换了10名首相，平均每人在任时长不超过16个月。而在2006年小泉纯一郎卸任后，紧随而至的全球经济危机让日本首相职位又回到了6年7相的频繁更替中。
“安倍经济学”：一场短暂的表面繁荣
2012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早在2006年小泉纯一郎下台后，安倍就作为继任者接替了他的首相职务。但是由于肠炎旧疾，安倍仅当政一年便辞去了职务。而第二次上台的安倍与第一次不同，带来了新的经济政策。由于安倍以首相身份亲自推动，所以该政策被称为“安倍经济学”。
2012年的“安倍经济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安倍称其为“三支箭”，分别是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财政刺激与促进民间投资的结构性改革，其手段是对外实现日元贬值促进出口，对内实现通胀提振消费。实质上，所谓的“安倍经济学”的思路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提升市场货币流通量进而促进投资与消费如出一辙，但安倍版本的体量却是前所未有的。2013年带头执行量化宽松计划的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甚至给该计划取名为“异次元量化宽松”，意指超越时空、突破历史、史无前例的激进量化宽松政策。此前小泉政府时期，日本就曾采取过量化宽松政策，基础货币量自2001年的69万亿日元升至2006年的112万亿日元，五年内增长43万亿日元。而安倍上台后实行的量化宽松让基础货币量在两年内增加了132万亿日元，激进之心昭彰。
同时，在财政政策方面，安倍实行更大规模的资产购买，仅在国债上就以每年50万亿日元的速度增长，2014年10月时更是扩大至80万亿日元，并加上了长期国债，40年期的国债也被视为购买对象。如此大规模的购买国债、发行货币，令日本的经济在2012年至2014年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增长。
根据日本内阁府的数据，日本该轮经济扩张从2012年12月开始一直持续到2018年10月，持续时间长达71个月。期间，失业人数明显下降，工资增加，企业利润率也有所提高。法国一家金融机构的数据显示，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日元相对贬值带动赴日游客的数量增长。数据显示，在2011年至2014年间，赴日游客人数增长了一倍以上，同时赴日游客支出总额也增长了近150%。
针对日本社会的顽疾——低生育率与老龄化问题，安倍又更新了他的“安倍经济学”的内容，推出了“新三箭”，包括免费日托、提供看护补贴等。虽然仍然难以解决日本固有的社会问题，但安倍相对灵活的手段也让他得以在2020年8月24日成为日本有史以来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
安倍的一系列政策使人对日本经济复苏看到了些许希望，一并带来的股市上涨也似乎“印证”了“安倍经济学”的有效性，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最终结果显示，如此激进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一并提升了日本的债务负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截至2019年，日本债务总额占日本GDP比重为238%，其债务总额已超过经济总量的两倍。如此大规模的举债和激进的货币政策，与其实现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额度几乎是不成比例的。此外，数据显示，自2013年3月开启的两轮量化宽松总计为市场注入了近300万亿日元的基础货币，但截至2016年3月，日本央行经常项目差额总计高达270亿元，其实际有效的货币额度远远小于增发货币数额。安倍为实现其促进经济增长与通胀的目标，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进入到2018年后，受制于日本严重的老龄化与国民对未来的低预期以及劳动力活力降低等多种一时难以改变的顽疾，“安倍经济学”呈现出疲软态势。在日本内需难以提升的前提下，严重依赖于外需的日本经济很难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得到拉动。
“滑铁卢”：安倍、特朗普与东京奥运
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让经济与国防严重依赖美国的安倍遭遇了滑铁卢。当地时间201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TPP，这意味着TPP中经济体量最大的倡议国退出。迫于美国的退出，日本作为彼时TPP中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开始主导起其运行，并于2017年11月11日将其更名为CPTPP。
同年，特朗普还就“美日自贸协定”的内容与安倍发起贸易谈判，内容涉及日本放宽进口美国汽车的标准、取消美国土豆等农作物的进口限制、削减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等，所有的贸易谈判内容均是要求日本向美国单方面开放市场。到了2018年3月，特朗普就进口日本钢铝制品增加关税的豁免权与安倍进行谈判。同年9月，特朗普就农产品与日本进行双边贸易谈判。到了2019年10月，特朗普则直接“要求”日本购买价值70亿美元的玉米。
除了美国在经贸方面的强势，令安倍更想不到的是，他主力推动的2020东京奥运会也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被迫延期。自2012年上任之初，安倍便称：“要让奥运会成为扫除日本15年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触发器。”三年后，在里约奥运会的闭幕式上，身为首相的安倍晋三亲自登场参与“东京八分钟”，出演日本知名虚拟角色“马里奥”。2020年，安倍执政进入第八年，“安倍经济学”的受益日益降低，又逢以美国开始去全球化战略，日本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经济下行压力愈加显著，这更让安倍视东京奥运会为提振经济的救命稻草。
2020年赴日旅游将为日本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贡献0.15个百分点。此时举办的奥运会，被看作 “安倍经济学”的延伸。为了办好这届奥运会，日本花费了7年时间专门在东京兴建了各式场馆与基础设施，在原本就因为推行“安倍经济学”扩大公共支出造成巨额财政赤字的情况下继续投资奥运。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院统计，日本仅在建设竞赛场馆与增加酒店客容量上就已投入320亿至410亿美元。然而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让安倍如此看重的救命稻草变为明日黄花，加之疫情的日趋严重，日本在经济停滞的困境中越陷越深。
巧合的是，就在8月17日，安倍来到应庆大学医院接受7个小时的检查治疗后，日本内阁府发布了2020年日本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在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后，日本2020年第二季度实际GDP比第一季度进一步降低了7.8%，年率下降27.8%，创二战后最差纪录。此外，第二季度的数据还展现了日本个人消费的下降程度，个人消费环比下降了8.2%，出口下降18.5%。安倍的健康与日本经济同病相怜，一同遭遇“滑铁卢”。
“失去的三十年”：日本能否追回？
8月28日，如果东京奥运会按原计划如期举办，此时应该已经结束20天了，临时场馆的改建、拆除也应当进行得差不多了。但新冠肺炎疫情，让安倍政府的奥运计划全然落空。
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冠疫情的影响、奥运会的推迟、居高不下的老龄化、停滞不前的内需、多年推行“安倍经济学”高垒的债台，都让安倍在执政第八年步履维艰。
在成为日本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四天后，安倍因为健康原因选择了辞职。目前外界盛传的几位接替人选，是否还会奉行“安倍经济学”还不得而知，但时钟不会停止，“失去的三十年”正在走向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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