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和流动人口出现逾30年来首次双降。海通李迅雷称，GDP增速创25年新低，与流动人口减少有很大关系。而劳动人口减少正从供给与需求两侧掣肘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模式已从欠账式转变为举债式，赤字应大大突破，预期2016年是债券大发行之年。
本文系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授权华尔街见闻发表
中国首次出现流动人口减少
估计绝大部分人对今天公布的2015年度统计数据，都未曾关注流动人口数据的变化。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数据。因为GDP增速创25年来的新低，实际上是与流动人口的减少有很大关系。
从理论上讲，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人力资源、资本和科技进步，每一个要素都对经济有贡献。中国过去经济的高增长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红利，但这几年来，企业主都在抱怨劳动力成本上升。
其实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从2012年开始下降，2015年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下降，累计减少了1300多万。而2015年又首次出现了流动人口的减少现象，这应该是30多年来的第一次。所谓流动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城市分离的人口。
记得2013年和2014年，流动人口每年都增加800万以上，总数达到2.53亿，但2015年居然下降了568万。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工，这就意味着2015年农民工进城数量竟然是下降的。
2010年的时候，农民工进城数量超过1200万，之后每年增幅减少约200万，按此速度降下去，则到2016年降为零。没想到提前了一年实现进城人口的负增长。估计2015年上海、北京的常住人口都是下降的，今后全国的拥堵情况将随时间推移而改善。
劳动年龄人口和流动人口同时减少，这应该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首次发生。劳动力是三大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所以，经济增长实际上就是人口现象。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必然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
劳动人口减少从供给与需求两侧掣肘经济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第一大国和出口第一大国，与过去劳动力价格低廉不无关系。如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减少了企业的毛利率，出现了产业向外转移的迹象。所以，中国201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降至10%。故劳动力成本上升至少拖累了投资和出口两驾马车。
但从消费这一面看，由于劳动人口同时也是消费主体，尤其是25-45岁这一年龄段的劳动力，是购房和购车的主力。以美国和日本为例，当这一年龄段的人口下降后，住房和汽车消费额的增速开始下降。中国从2015年开始，这一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也开始下降了。
中国在13年的商品房销售面积超过13亿平方米，14和15年均没有超过这一历史记录。而中国汽车销量的增速，也已经大幅下降了。因此，目前制造业上游出现严峻的产能过剩现象，实际上也与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流动人口减少有关。
感觉不少人还是对经济的见底回升抱有很大期望，但人口老龄化和流动人口的减少，是难以通过政策刺激来改变的。
为何流动人口减少但城镇化率还在快速提升
官方数据表明，1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提升了1.6%，尽管进城农民工数量是负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还可以凭借城镇化而具有巨大潜力。因为区域经济增长在很多情况下是靠移民来推动的。
我们目前城镇化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靠统计分类方法来实现的，即所谓户籍的城镇化或本乡本土的城镇化。并没有带来生产要素配置结构的相应变化。
不少人认为中国的户籍城镇化率还太低，所以，城镇化对经济拉动的潜力还很大。这么理解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国过去的城镇化是靠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工业来实现的，是低廉生产要素的提供方。如今，农民的市民化过程，则是需要通过政府举债，扩大财政支出，提供公共服务来实现，这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
比较中美之间的GDP/M2，你会发现，目前中国投入两元钱，只能创造1元GDP，而美国投入两元钱，可以创造3元GDP。说明中国过去为拉动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很大，这还是属于欠账式(亏欠百姓)增长阶段。如今，到了举债式增长阶段，则需要付出的代价更大。从今以后，投下去3元才能创造1元GDP。
尽管我并不看好以提供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指导思想的城镇化对经济的提升作用，但我也不认为经济会出现大幅下行。毕竟中国政府还拥有比所有国家都大的资产，如国企、土地、矿山、森林、水等资源。
资产如此之大，负债还可以继续扩大，3%的财政赤字率应该大大突破。2016年估计是一个债券大发行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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