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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如果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支持，或者托住，甚至抬起我们的经济增长，可能性已经非常低了，政策已经非常宽松。”
1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黄益平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黄益平认为，全球危机时各国都使用了短期的、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作用基本上都已经差不多了。美国开始已经往回收；日本所谓的量化宽松还在继续，但似乎进一步的空间也不是特别大；欧洲可能会有进一步的量化宽松，但这样的量化宽松对经济增长会有什么样的作用，潜力已经不是很大。
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更多的是取决于结构改革。
此前，黄益平亦有发言称，中国货币政策仍有宽松空间。10月17日，黄益平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第25期讨论会上表示，如果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确实存在，作为宏观反周期政策，货币政策适度放松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在利率方面，短期利率、长期利率还有一定往下的空间。尤其是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存款保证金的比例要求还非常高，平均来说17.5%，如果适当释放一些也可以。”
以下为黄益平今日《财经》论坛发言实录：
黄益平：我对明年的全球经济形势的看法，就是一句话，经济复苏的步伐仍然是非常疲软，但同时，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表现分化得非常严重。在发达国家，美国经济表现相对比较好，当然格林斯潘先生已经说了，好也是相对的，其实跟过去比差很多。但是看日本和欧洲的情况，尤其糟糕。在新兴市场国家，也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过去说金砖国家未来是不是要主导世界经济，现在看来，这个可能性已经明显的下降，更重要的是金砖国家之间的表现，也发生了很明显的分化。格林斯潘先生也说到，在俄罗斯、在巴西，经济是非常糟糕的，很多人认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都有。另一方面，全球资本市场对印度比较乐观，印度的增长速度也可能有放缓的倾向，但是增长速度还比较好，全球投资比较乐观。
为什么经济增长全局都比较疲软，但同时也出现了很明显的分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出现分化？总体来说，发达国家似乎稍微好一点，但是发达国家中间和发展中国家中间，也出现了很明显的分化。
我的理解，最重要的两条：第一、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全球危机的时候，各个国家用短期的、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作用基本上都已经差不多了。美国开始已经往回收；日本所谓的量化宽松还在继续，但似乎进一步的空间也不是特别大；欧洲可能会有进一步的量化宽松，但这样的量化宽松对经济增长会有什么样的作用，潜力已经不是很大。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如果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支持，或者托住，甚至抬起我们的经济增长，可能性已经非常低了，政策已经非常宽松。
第二、更重要的是，世界经济，也包括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更多的是取决于我们的结构改革。发达国家，看到美国和欧洲、日本之间的差别。金砖国家，印度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别，一个很明显的原因，美国的经济制度相对来说比较灵活，全球危机以后，大家都在做调整，但很显然的，美国的企业部门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调整速度要远远快于欧洲和日本的相同部门。它的经济制度相对比较灵活，调整比较容易。日本，安倍经济学一直说三只箭，货币政策宽松，财政政策宽松，第三只箭迟迟不能射出。在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为什么现在国际投资突然对印度的经济前景这么看好？很多人认为，他们的莫迪总理就是印度的“邓小平”，做了多少现在还有待观察，但他要改变和改革的决心很明显，投资者也都看到了。
这样看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对世界经济来说，经济增长的前景，下一步恐怕取决于各国结构改革推进的程度。这一点对于美国如此，对于欧日如此，对于新兴市场国家，似乎也都是如此。中国下一步还能不能宽松，从理论上来说，还可以，但是中国经济增长到底能不能探底，到底能不能回升，核心的问题是旧的产业即将过去，新的产业能不能形成？什么是新的产业？就是我们的结构改革，一系列的经济改革。这个经济改革的蓝图已经有了，两年前已经有了关于深化改革的方案，60点。现在大家都讨论所谓的供给侧的政策，其实两年前都已经提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把这些政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这是一个方面。我相信，对中国来说是一样的道理，能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改革的方案真正落地，是中国经济增长能不能保持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能不能真正触底回升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和它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新的发展，大家都知道，美国领导着12个太平洋国家谈成了TPP，TPP在美国决策者的心目当中，堪称为全球化的高质量的新版本。也就是说它的标准会更高，因为现在的全球体制，已经对增长不能提供新的刺激，美国希望引领制定一种新的版本，在太平洋是TPP，欧洲是TTRP，如果形成了，当然有可能会推动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进一步的释放生产率。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挑战就是没有在这里头，要不要进去？一方面，我们60条改革和很多我们希望在TPP谈判里头克服的问题是一致的，也就是我们推自己的改革，也能帮助我们更接近TPP的标准。另外一方面，可能有一个实效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能把所有的策略改革都能落实，有一些短期内确实做不到。反过头来看，一方面是把最终参加TPP协议作为一个长期的目标，从短期来看，就是把结构改革真正落地，这一点对中国是如此，对世界经济前景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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